犯罪并不罕见，对犯罪的指控也是如此。企业的员工可能面临刑事指控，且指控者往往不限于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也会向企业提出要求，如开除涉罪员工。这种指控或要求被公开之后，会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一旦回应不当，就会影响企业的声誉，进而损害企业利益。
不过，如果只注重舆论的要求，草率作出决定，不仅会助长“把事情闹大”的风气，提高今后类似问题解决的成本，也可能侵犯涉事员工的利益，留下法律风险，甚至损害企业形象。
为了寻找妥当的应对方案，有必要了解不同主体在犯罪控告与追查过程中的权限，以及超越权限可能带来的后果。
国家垄断刑罚权
在现代社会，刑罚权原则上由国家垄断。在司法层面，
刑罚权包括求刑权、量刑权和行刑权三个部分。
求刑权是指控制犯罪嫌疑人、调查犯罪事实、收集证据并请求法院判处刑罚的权力。犯罪的侦查主要由公安机关进行，监察委员会、检察院、国家安全部门、海关、监狱等也享有对部分犯罪的侦查权。除了少数自诉案件之外（多是轻微的案件），向法院起诉被告人的权力完全由检察院垄断。保障求刑权的强制措施，原则上也由国家机关垄断，只有紧急情况下存在极少数例外。量刑权则完全由人民法院垄断，《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对任何人都不得确定有罪。”行刑权
，根据刑种的不同，分别由人民法院、公安机关或者监狱行使。
刑罚权的国家垄断，不仅有利于被害人，也有利于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一方面，国家追诉犯罪的能力更强，能提高被害人诉求实现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国家在追诉犯罪时更为克制，其行动被严格限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它能采取的强制措施，能采用的证据形式，能适用的罪名、刑罚及其执行方式，都受法律的严格限制。所有人都应尊重国家对刑罚权的垄断。
受自然情绪支配、不择手段的原始复仇，源自朴素正义感的“斩奸除恶”，特定组织对内部成员的犯罪查处，已经不再是合法的犯罪回应方式了。企业对国家刑罚权实现的配合义务
企业对自己员工所涉的犯罪，既无调查权，也没有定性的权力，企业仅在有限的范围内有预防犯罪、保护现场、配合犯罪侦查的义务。
根据国务院《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11条第4项的规定，就企业内部发生的违法犯罪，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机构的职责限于“制止”，难以制止的，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机构“应当立即报警，并采取措施保护现场，配合公安机关的侦查、处置工作”。对于单位外部的犯罪，企业也有配合调查的义务。此外，如果单位员工有犯罪的嫌疑，单位不得窝藏（为其提供隐藏处所、财物，帮助其逃匿）、包庇（为其作假证），也不得帮助其毁灭证据。
被控告员工的权利
被控告的员工，并不因为控告而丧失其应有的权利。对员工的合法权利，企业有保护的义务。如果指控者用明显超越法律允许的方式侵犯涉罪员工的合法权利，企业有义务采取措施对其进行制止，因为这也是一种违法甚至犯罪。
如前所述，根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11条第4项的规定，针对在企业内部发生的违法犯罪，单位内部的治安保卫机构有制止的义务。此外，被指控者基于劳动合同的权利也受法律保护，因此，对于指控者开除涉罪员工的要求，企业也需冷静对待。根据《劳动法》第25条、《劳动合同法》第39条，只有“被依法被追究刑事责任”，企业才能解除劳动合同。而“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仅限于法院的有罪判决（包括定罪免刑），不包括检察院起诉或不起诉的决定，更不包括被指控、被立案调查、被批准逮捕或者被审判。
因此，仅仅因为指控或者犯罪的嫌疑就解除劳动合同（开除），是违法的。根据原劳动部1995年《关于贯彻执行
舆论不享有刑罚权，也不会为企业的决定承担责任
国家垄断刑罚权，企业不得干涉，公共舆论也是如此。时下，通过网络媒体间接地向司法机关控告犯罪越来越流行。其基本模式是，将犯罪的控告公布在网络上，形成强大的控诉压力，迫使司法机关或被控告者所在单位尽快采取其期望的措施。
舆论对刑罚权行使的作用通常是负面的。刑罚权的正确行使有两大基础，一是对案件事实的准确重构，一是对法律的公正适用，即“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对于案件事实的认知，舆论更多是干扰因素，因为舆论需要的更多是自己期待的真相而不是真相本身，它更愿意用单方的主张、臆测和个别网民以非法手段获取的信息，构造一个能完美地引发公众愤怒的故事。在此基础上，舆论通常会无视正当程序和罪刑适用的条件，要求用最严厉的手段制裁被控告者，以宣泄情绪。这是一种满足正义感的快速通道，但却往往不利于实现正义。
既然如此，刑罚权的行使就不宜给舆论过高的权重，舆论最多是司法机关慎重对待案件的根据，而非定罪量刑的标准。《刑事诉讼法》规定“有重大社会影响”的案件不适用速裁和简易程序，这也表明立法并不迁就舆论“快速”实现正义的期待，而是选择以更加慎重的态度对待。
舆论也不会为自己的主张承担责任。舆论是多数人意见的融合，并非可被特定化的人格，因此是随性、短视、健忘且没有责任承担能力的。尽管舆论所坚称的事实、提出的主张一再被证伪，也未见它在事后反省。相反，它会转向下一个热点，以同样的方式认定事实并提出要求。而司法工作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则必须承担责任，前者要为自己的决定终身担责，后者要为企业的决定承担法律及经济上的后果，“顺应了当时的舆论”不是免责的理由。
企业作出顺应舆论的决定，也许有助于给公众留下一时的好印象，却可能侵犯被控告员工的合法权利、牺牲企业的经济利益，由此留下法律风险、带来经济损失。企业是否尊重员工的合法权利、是否遵守国家有关犯罪追诉的法律规定，也是企业社会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毫无立场地迎合舆论、为此不惜以非法手段对待员工的单位，不会是一个对人才有吸引力的单位，毕竟，没有人能确保自己永远是舆论的宠儿。
企业回应针对员工刑事控告的参考
企业在回应针对员工的刑事控告时，要严格守法，尊重员工的合法权利，体现出企业预防犯罪、保护潜在被害人的担当，同时准确把握舆论的特征，尽可能地维护企业的长远利益，实现企业的社会责任。
企业最好根据案情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情形作多次回应，至少要在尘埃落定前后分别作一次回应，并在回应时兼顾多方面的利益。
1．司法机关终结追诉程序之前的回应：
（1）表明企业已得知员工被指控犯罪的情况，如果被指控事实发生在企业内部，通报对现场的保护情况。
（2）表明企业对控告者（“被害人”）正当权利的支持，如果有明显证据证明控告者遭受了严重伤害，对其表达同情，在必要的情况下企业愿意提供必要的救济。
（3）表明企业愿意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配合司法机关调查相关事实，同时说明企业并无侦查权，有关案件的事实状况，企业只能等待并尊重公安机关的调查结果。
（4）企业应根据指控的情况，及时对企业的内部制度和文化进行核查、反思与改进，并将情况对外进行通告——无论具体指控能否成立，预防犯罪都是企业应尽的责任。
（5）表明企业对被控告员工的态度，企业不会对其进行包庇，愿意并已经为防止可能的违法犯罪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但企业也应表明，自己必须尊重员工的合法权利，同时援引《劳动法》第25条、《劳动合同法》第39条的规定，表明在法院有罪的判决生效之前，企业并无开除受指控员工的权力；如果停职更符合企业利益，企业可以作出停职的决定并告知公众；如果停职不利于企业利益，公开其不停职对企业、客户、消费者或社会的意义，表明不停职不会产生进一步侵犯控告者、其他人权利或逃避法律责任的危险。
（6）如果控告人采取的超越法律界限的行动（如明显与司法机关的决定或公告相冲突的案情构造与传播，在企业生产、经营或员工生活场所实施严重扰乱秩序的活动），影响了企业的生产经营或明显侵犯了被控告员工的合法权利，企业可以进行劝诫，告知其合法的控告渠道并及时报警；为了制止其正在进行的明显违法行为，企业可采取制止措施（如群内禁言、带其离开相应场所）。企业应及时对此予以客观说明，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第11条第4项的规定作为法律依据，向公众表明企业支持控告人合法维权，非理性的维权只可能造成“多输”的结局，会殃及他人，也会反噬控告人。
2．司法机关终结追诉程序并作出有罪判决时的回应：
（1）企业应表明对法院有效判决的尊重，对被害人表示同情，如果企业本身有过错，表明其愿意在过错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
（2）企业应对自己是否曾包庇员工、是否充分保护现场、是否配合司法机关的调查作如实的说明，如有疏漏，应主动承认并道歉；如果没有疏漏，作如实说明。
（3）对于企业作出的维护被控告员工权利的决定，企业应表明其根据和理由，表明自己不后悔此前对犯罪嫌疑人合法权利（尤其是程序性权利）和《刑事诉讼法》第12条等法律法规的尊重。
（4）公示对被追究刑事责任的员工的处理状况。
（5）公示企业为防止企业内部犯罪作出的制度和企业文化改进状况。
3．司法机关终结案件、被指控员工未被判有罪时的回应：
（1）表明企业尊重司法机关的决定，并感谢司法机关通过独立、专业的判断，确保了法律的公正适用。
（2）表明企业对被错误指控员工的支持，哪怕是在极度不利的舆论环境中，企业也将继续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保护处于同样困境的员工。
（3）企业不应如舆论一样健忘，必须做一个长期主义者，因此企业应回顾案件的全过程，对照关键环节控告人、舆论、司法机关和企业的态度与行动，对企业的选择作出解释，表明自己是在尊重法律、平衡被控告员工和控告人的合法权利，是在践行无罪推定的原则，这与公众当时的期待、控告人曾经的意愿不一致，希望舆论、控告人理解企业的决定，也呼吁全社会在法律框架内理性地对待犯罪指控。
（4）尽管具体的指控并未成立，但企业仍应本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全面反思企业内部制度与文化，排查隐患，通过实际行动缓解公众对违法犯罪的担忧，哪怕这种担忧在这一次具体的控告中并无事实根据。
（5）企业愿意与全社会一起，以普遍遵守法律的方式营造更好的经营环境和舆论氛围，因为“法治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守法是最好的危机公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