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者们每项实验都邀请了不同学校的大学生作为被试，被试的男女比例均接近1:1。

第一、第二项实验从不同角度假设了若干场景（例：爱上好朋友，并对对方先说出“我爱你”），并说明了在这些情境中暴露脆弱所带来的优劣势。

第三个实验的情景中没有告知被试暴露脆弱的优劣势。

在第四个实验中，研究者设置了一个真实场景，要求被试们在彼此面前即兴创作一首歌曲。

前四个实验中，被试们都被要求首先对“‘先说出爱’等行为意味着示弱”这个陈述进行1分（非常不同意）到7分（非常同意）评分，随后针对“‘我’暴露脆弱时意味着展示无力”、“‘我’暴露脆弱时很勇敢”等8个陈述（正负面描述各4个）分别对自己和他人的暴露脆弱的行为进行1分-7分的打分。

实验的结果表明，人们将暴露脆弱视为他人勇敢、有力量和令人欣赏的表现，而对自己的评价则是无力和令人讨厌的——人们欣赏他人暴露脆弱的举动，却不愿展露自己的脆弱。

第五项实验的结果则表明了当人们评估自身脆弱性的时候，会对情景和自身做出更加具体性的分析，在评价他人时则更为抽象；而对事件越抽象的分析，就越能够使得我们更加积极地看待事件本身。

另外，研究者发现了两个影响对示弱行为评价的因素：空间距离的增加能够帮助个体更加积极看待自己暴露脆弱的行为（如在离家更远的公司犯错）；

而事先处于负面情绪中（如先观看葬礼的相关视频引起悲伤的情绪，再暴露脆弱）则会使被试对自我暴露脆弱的评价更为消极。

这些年，一些研究者试图寻求心理治疗为患者带来的变化与其神经系统之间的相关性。

今年七月，《精神病学研究：神经影像学》刊出一篇论文，对此进行了系统性综述，并做了相关的元分析，展现心理治疗如何改变了抑郁症患者的大脑。

研究表示，重性抑郁的患者在接受认知行为疗法（CBT）之后，从脑成像来看，他们大脑左侧的中央前回活跃性降低。

这一区域位于前额皮质， 与思考与反思过程相关。

在情绪任务中，抑郁症患者的这一区域更为活跃，对某些想法和担忧有反刍倾向。所以，这一区域活跃性的降低预示着，治疗的有效性体现在患者改变了这类消极的认知方式。

另一个发现是，在接受CBT或精神动力学疗法之后，患者的左侧前扣带回皮质喙部显示出更强的活跃度，这一片脑区与中心情绪处理区域紧密相连，对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有抑制作用。

而身患重性抑郁，人的前扣带回与杏仁核的连接会更加脆弱，使得情绪更加强烈而难以控制。所以，心理治疗的作用之一，就是让被损伤的连接再次被建立。

以往的研究发现自尊水平较低的人，往往有着更不尽人意的人际关系。通常，低自尊者也会觉得伴侣在自己表达负面感受时给出的回应不令人满意。

有人指出，这是因为低自尊者消极的自我投射，但这项研究发现事实似乎并非如此。

Cortes等人邀请了122对本科伴侣（平均年龄22.28岁，亲密关系平均2.66年）参与了在线调查。

伴侣中的一方（被称为Disclosurer）首先填写了罗森伯格自尊量表（10-item RosenbergSelf-esteem Scale），接着回顾了在过去一段时间内经历的负面事件（排除了由伴侣导致的事件）、他们向伴侣透露坏消息的次数、倾诉负面情绪的方式、对方的回应情况，以及自己对对方回应和双方互动的感受，并进行打分。

例如，伴侣面对自己的倾诉是否能做出“对的”回应、自己对回应是否感到满意、“伴侣能多大程度上理解/尊重/专注/是个好听众/支持/有回应的”、“互动多大程度上强化了亲密关系”等等（1分-7分表示从“一点也不”到“非常”）。

伴侣中的另一方（被称作Listener）也回答了相应的问题，例如“我能多大程度上对对方的负面情绪表示理解”等。

经过多元回归对比分析发现，与高自尊水平的人相比，低自尊的人整体上的确对“伴侣对他们感受的回应”更加不满意。

同时结果显示，低自尊者及其伴侣自身对回应质量的感知高度一致——伴侣的自评也显示，他们对低自尊伴侣的感受的回应的确不够好，且也承认互动对双方的关系没有加强作用。

Cortes等人认为，这可能跟低自尊者表达负面情绪的方式有关：低自尊者更多使用间接的方式表达消极情绪；有时会淡化情绪，有时则夸大情绪；他们“并不说明到底怎么回事，却希望对方能够领会自己的暗示”，这些都让他们的伴侣更难给出他们期待的回应。

此外，相比自尊水平健康的人，低自尊者更有可能在一开始就抱有更低的择偶标准——因为他们觉得自己“配不上”更好的。

而这也让他们想要从一开始就不够好的伴侣身上获得积极回应的期待落空。

人们常常希望通过拍照来帮助自己更好地记得一件事，留下一段回忆。但实际上，拍下来会让我们更难以记住所拍的事物。

Julia S. Soares和Benjamin C. Storm等人做了三组实验。

首先，他们在电脑上准备了一组图像，让第一组被试者使用Snapchat软件对着这些图像拍照（是一种“阅后即焚”的软件，人们预先知道照片无法储存），然后观察电脑上的图像15秒，第二组被试者拍摄照片后进行手动删除，然后观察预先准备在电脑上的图像15秒，第三组则是没有任何操作直接观察图像15秒。

研究者在十分钟后对三组被试者进行对该图像的记忆测试。结果发现，直接观察的记忆最好，拍照和手动删除的实验者的记忆都更加模糊。

这表明，即使人们已经知道拍下的照片无法储存，拍照这个行为本身还是会对我们的记忆造成损伤。

研究者表示，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拍照这个行为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从而影响了我们对事物本身的观察和记忆。

此外，还有一种解释则是认知幻觉——我们的大脑误以为对焦，按下快门这些拍摄动作是在进行记忆，导致我们实际上并未动用真正的记忆能力，所以印象模糊。

你是否发现，伴侣争吵之后，经常对对方道歉求和的方式感到不满？觉得不够真诚，或是不符合自己的心意。

这可能是因为，男女之间对于和解方式本身就抱有十分不同的看法。

Joel Wade及其同事的一项研究发现，虽然男女一致认为感情冲突后，最有效的和解行为是沟通（e.g.真诚的谈话）。

但除此之外，男性更倾向于认为与性有关的行为（signal sexual accessibility）更有效，女性则认为与情感表达相关的行为(signal emotionalaccessibility)更有效。

研究者首先招募了74名志愿者（38名女性和36名男性），让他们根据自己以往经验写下5种在冲突后和解的行为方式。

在男性的答案中出现频率较高的有礼物，道歉，示好的行为（如主动做家务和恭维对方），女性的回答中则更多提到沟通和情感表达。

接下来，研究者重新招募了164名志愿者（123名女性和41名男性），对第一个实验中收集到了所有和解方法进行有效性打分。

评分标准为1-7分（1分表示最没有效果，7分表示最具和解效果）。结果发现， “沟通”、“道歉”、“原谅”、“花时间在一起”、“妥协”、“给一个亲吻或拥抱”，是男性和女性都认为比较有效的几种方式。

但，男女对道歉方式的看法也体现出了一些显著的差异，比如男性认为性接触是有效的和解方式，女性则认为伴侣道歉或哭泣更有效。

Joel Wade及其同事表示，这些研究差异与进化心理学的预测一致，即我们祖先过去形成的交配策略中，男性通常更关注性的机会，而女性则更多关心情感承诺。

日本立命馆大学的Mario Liong和杜克新加坡国立大学的Grand HL Cheng通过一项新的研究指出，发送与性有关的短信（Sexting）并不一定是坏事，它还会通过促进性意识的解放使人们获得更强的性掌控力（Sexual agency）。

有361名17～24岁来自香港的大学生志愿参与了该项实验，他们首先被询问是否有过Sexting的经历，这里Sexting被定义为：通过手机或互联网发送带有性含义的自己露骨或裸照的行为。

接着，实验对他们自我身体监视（body surveillance）、身体羞耻感（body shame）、身体控制力（body control beliefs）和裸体舒适度（comfort with nudity）四项指标进行了评估。

结果显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有过Sexting经历的人表现出了更高水平的对自我身体的监视、身体羞耻感和裸体的舒适度。

在此基础上，Mario Liong和Grand HL Cheng还推导并论证了在发送性短信的过程中，人们会下意识地参照文化标准来监视自己的身体，从而产生相应的羞耻感，但同时也会对自己的裸体感到舒适，觉得不需要去管控自己的身材。

这意味着，Sexting能够使人们在拍摄自己性照片的时候，进一步探索和理解自己的性特征，从而形成主观上性意识的解放，摆脱掉日常支配我们性欲的外部抑制力，尤其帮助年轻人培养自主的性行为的掌控力，并增强自身的性魅力。

不过，该研究没有探讨发送性短信的频率因素，以及对不同性取向人群的影响是否有差异。

日常生活中，几乎每个人都有从别人的不幸中获得快感的体验，即幸灾乐祸（Schadenfreude），但每个人幸灾乐祸时背后的心理动机却存在差异。

据此，美国埃默里大学心理学家，提出了一个新的幸灾乐祸分类：

1.公平型，基于一种社会正义感，对社会分配不公平的厌恶。尤其表现为集体对部分成功人士的陨落，表现出的不约而同地批判。

2.竞争型，基于对自我评价的关注，源自恶意嫉妒（malicious envy）。嫉妒和幸灾乐祸都源于比较，前者源于向上的社会比较，与自卑有关，而后者源于向下的比较，与优越感相关联。

3.侵略型，基于不同群体间的互动关系，受到组织内部身份认同感的驱动。例如当自己喜欢的足球队赢得了比赛，而对手球队遭遇惨痛失利时，球迷们会因此感到格外愉悦。

研究还进一步揭示了更容易幸灾乐祸的个体人群：精神变态者（Psychopaths）；具备黑暗人格特质者（包括自恋、马基雅维利主义即唯利是图、施虐狂）；和低自尊者。

ShenshengWang等学者强调，在以上三种模式和人格特质中，一个激发幸灾乐祸的核心情绪是非人化（dehumanization），即人们在一些特殊情境和性格变量的共同作用下，不能把遭遇不幸的人看作是人。

研究者指出，这种精神感知能力和情感共情能力的暂时丧失而产生幸灾乐祸，就像一些特定的精神障碍的患者的状态一样。

满意的性经历通常让人幸福，增强与伴侣的亲密感，但是对一些人来说，性反而会让他们悲伤和急躁，可能持续几分钟或几小时，心理学家称之为“性交后心境恶劣”（post-coital dysphoria，简称为PCD)。

之前，对此的研究主要是针对女性群体，JoelMaczkowiack和Robert Schweitzer在今年6月发表了研究男性性交后心境恶劣的论文。

他们在网上发起了一份匿名问卷，共有来自78个国家的1208名男性参与，年龄范围为18至81岁，绝大部分人的亲密关系持续了至少一年。

研究发现，有41%的参与者表示自己曾经历过性交后心境恶劣，通常是间歇性地发生，20%的人表示在参加这一调查前的四周内就体验过，且3-4%的参与者表示经常感到性交后心境恶劣，对此的描述包括：“我不想发生身体接触，我想独自一个人待着”“我感到不满意，烦恼，坐立不安”“感到麻木和空虚”。

本研究没有给出男性性交后心境障碍的确切成因，发现其与男性当时的心理压力、童年时的性虐待及某些性功能障碍有关。

考虑到发生的间歇性，研究者认为，性交后心境恶劣不像是某种性功能障碍，更接近人在性消退期的自然变化，所以他们认为这应该主要与性高潮后脑内啡及某些激素水平的降低有关。

人们常用“我俩好得跟一个人似的”来形容好朋友之间的亲密，事实上，这句话可能是有一定科学依据的。

美国哈特福德大学的Sarah Ketay和她带领的团队研究发现，在视觉层面上，人们会把亲密的朋友吸收为自我概念的一部分——人们在视觉上会难以分辨自己和好朋友的脸。

他们做了两个实验。在第一个实验中，24位女大学生被分为两组后，被要求在电脑屏幕上观看一组照片。

第一组人观看的是交替出现的、自己的和一位亲密的女性朋友的单人照片，每一次屏幕上出现照片的时刻，她们需要在短短几秒内尽可能快地用按键作出“这是我的脸”或“这不是我的脸”的判断。

第二组人观看的则是交替出现的、自己的和一位女性名人的单人照片。同样的，她们需要尽可能快地做出“这是我的脸”或“这不是我的脸”的判断。

结果发现，比起分辨自己与名人的脸，被试们分辨自己与朋友的脸需要花费显著更长的时间。这个结论建立在控制了长相相似程度、名人的知名度等变量之上。

也就是说，人们需要更长的时间辨识自己和朋友的脸并不是因为他们真的长得更像，或是相比起名人，朋友的脸对他们而言更熟悉。

第二个实验中增加了被试的数量。同时，这一次研究者并没有让被试和朋友/名人的脸交替出现，而是用修图软件将她们的脸与朋友或是名人结合成了同一张脸。

同样的，被试们需要做的是迅速判断屏幕上出现的照片是否是自己的脸。结果显示，比起自己和名人结合的脸，被试们同样要花更长的时间去辨识自己和朋友结合的脸是否是自己。

不过，这个研究只使用了女性被试，并且样本量很小，研究者承认这是该研究的一个较为明显的局限。

羞耻感让人难堪，人们很难想到它的好处。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的研究者Daniel Sznycer及其同事针对羞耻做了一项跨文化研究，来探寻羞耻感的来源及作用。

为了减少文化相似性的影响，研究者尽可能避免地理的可及性、语言和宗教的相似性，选择了全球15个传统的小型社会作为研究对象。

他们从每个社会选出一组参与者，给出12个与羞耻相关的场景，比如“很懒惰”“长相丑陋”“不遵守承诺”等，令其假想如果一个同性别的人身处这些场景，他们觉得这个人会感到多大程度的羞愧，接着让他们评定自己对这个人有多大程度的消极看法。

之后，研究者会选出新的一组，让参与者评定自己在这些场景中会感到多大程度的羞愧。

研究发现，参与者对这些场景的羞耻程度，与他们对身处其中的人的贬低程度非常接近。这一结果在单个社会内尤其正确，并在跨社会范围上同样成立。

研究者认为，在小型的、连接紧密的群体中，人们需要彼此帮助才能更好生存。为了避免与群体意愿相违背，人们需要了解哪些行为和状态会触发其他成员的贬低，所以羞愧感的形成就是对此的适应性策略，减少人们只从个人想法和利益去考虑问题，以免被群体抛弃。

由于研究对象的跨文化特性，研究者认为，羞耻感来自于更普世的社会选择，而不是文化接触和融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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