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人物：南京鼓楼医院郑黎明医师

郑黎明，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南京大学医学院副教授、南京医科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

从事普外科临床、教学、科研工作30年。从住院医生，逐步做到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1999年，成为南京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及南京医科大学的副教授，兼顾教学。

“现实中关于医生的种种负面消息让病患对医院充满警惕，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来保护自己。而从医生方面，很大一部分医生不能接受病人过多地参与医疗决策，他们认为病人不具备基本的医学知识，很难对医疗决策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很多病人询问过于琐碎，让那些处于工作繁忙中的医生不胜其烦。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多沟通、善于沟通。‘天使’更要善待病人！ ”

郑黎明医生在进行手术。

医者仁心，仁心仁术。很多人都说，做医生啊，最辛苦、压力最大，直接面对医患矛盾的就是外科医生了。可是，当初我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高危”职业呢？

“不为良相，便为良医”

我是1978年参加了全国第一次统考，5个志愿都是学医。可能也是受家族影响，因为我母亲是诸葛亮第50代，我是第51代。在浙江兰溪的诸葛八卦村，诸葛世家有个家训，就是“不为良相，便为良医”，我们祖上在明朝清朝时就开了百家的药房、药店，在江浙等地也开了几十家，所以也算是克绍箕裘吧。

当时有句话叫做“学医苦行医难”，学医的总学时要比文科多得多，一个学期下来要有2000多个学时，从周一到周六，课时都排得满满的。

我是1987年进入南京大学附属鼓楼医院的普外科的，刚进医院的时候做住院医生，然后是主治医生，副主任医师。1999年，南大办教学职称岗位，我升为副高，成为南京大学医学院的副教授及南京医科大学的副教授，兼顾教学。由此，临床、教学与科研“三肩挑”。

我自己主要从事胃肠肿瘤外科的诊断与手术治疗，以及相关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三十年来在临床医疗专业技术水平上经历了一个由量变积累到质变升华的过程，有道是：“行医路漫漫，艰辛知许多”。

医院的工作量很大，做门诊，专科专家门诊，医药临床手术、病房、教学讲课、写论文、编写专业书籍、做课题、创新、做研究，确实量比较大、面比较广，但是学术是无止境的，想要把这个行业做好就得做好甘于贫困、甘于奉献的心理准备。譬如每逢星期六星期天我一大早就要去查房，根本没时间陪家人度周末；平日里有手术的话，连饭都吃不上。医生这个工作有很大的风险性，需要非常严谨，疾病有很多不确定性，同时我们需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在手术台上的任何情况都懂得如何去妥善处理。

老百姓看病五句话

我的工作主要是周一急诊日，急诊讨论、查房，周二手术日，周三急诊日，周四门诊日，周五还是手术日。以前，我的门诊时间是半天，现在我的门诊时间延长为一天，我们医院为了保证患者看病的质量，主要解决一些疑难杂症，因此专家门诊是限号的，半天限20个号，一天限40个号，有外地来的患者还得加号。接待的病人除了需要住院的，还有一些是出院后随诊的，我把手机号给这些患者，24小时不关机，让他们有任何情况都可以给我电话咨询。

我是搞胃肠肿瘤专业，在近十年的时间里，根据临床流行病学的变化我发现，大肠癌的发病率翻了一番，原来一年医院收治100-200个患者，现在300个以上，这跟人们的饮食、环境、生活方式等紧密关联。从2002到现在的10年里，大肠癌得病率翻了一番，那么再过5年，这个数字只会更多。

肿瘤性疾病是现代社会当中威胁人类生存的重大杀手，尤其在特大型城市和大中型城市。如果你能够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早期治疗以及做到有效的预防，那么，将极大地提高远期生存率以及生存质量。就拿胃肠肿瘤疾病来说，就是属于比较典型的环境生活方式病，可以通过有效的预防降低发病率，通过有效地检查做到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及时地进行早期治疗，就会取得十分显著地疗效。在目前我国大中型以上的城市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我国很多国民健康保健意识较差，同时环境污染、饮食生活不健康，导致胃肠道肿瘤疾病的患者特别多，以前得癌，像中奖一样，现在比比皆是，很多人宁可跟朋友一起聚聚餐，花个百八十块钱很正常，但是拿这一百块钱做个胃镜就舍不得，老年人给小孙子买个冲锋枪舍得，自费给自己做个体检，做个B超就舍不得，完全没有体检保健的意识，所以这些肿瘤一来就是中晚期。中晚期在我们国家5年生存率在30%左右，只有三成左右的人才能活过5年，现在我们做得好，5年生存率可以达到60%，翻了一番。

老百姓看病，不管有文化没文化，最后归纳成五句话：得了什么病？怎么治疗？做手术有没有危险吗？要花多少钱？最后一句话就是走到门口又掉过头来问，这手术划算不划算？如果花了10万，最后只活了3-5个月，老百姓认为不划算，他心里的期望值就是这种恶性肿瘤通过手术，能多活个三五年，这是老百姓最基本的诉求底线，可是这种胃肠道肿瘤病人70%～80%来的时候都是中晚期。

看病不难看名医难

在这10年里，一到年初开两会的时候，就会说“看病难，看病贵”，但是我发现，其实看病不难，是看有名的医生比较难。还有看病贵的问题是相对的，中国人有出份子的习俗，吃人情饭，这个花下去的钱远远比医药费大，只不过积少成多。

我工作的南京鼓楼医院是一所特大型国家重点医院，拥有百年历史。因此除了江苏地区的患者，安徽、新疆、黑龙江、内蒙古、深圳、广州等地的患者都慕名而来，不少国际友人也来看病，有的是特意远渡重洋。特别是近十年，国家医药卫生体制改革以来，患者大都有了医保，纷纷都想到大医院来看病；近几年，医保不断统一融合，可以异地报销，又是导致外地病人涌入增加的一个原因。

有很多在县城里条件相对较好的公务员患者，就不满足在县医院看病，他们觉得那里的医生经验不够；硬件可以短时间提升，但经验需要积累。所以，不少患者宁可选择距离虽远但医疗水平更好、安全系数更高的大医院就诊；再加上快速交通路网的建设，他们可以很便捷地到达大城市、大医院、好医院，来看西医、中医、看专科和专家。

随着社会的老龄化，对医院、医生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就拿南京这样拥有近1000万人口的大都市来讲，60岁以上的老年人，占总人口的15%～16%，已经进入老龄化城市。老龄化以后，他们得的就往往不是一种病，不单单有胃肠疾病，可能还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还有慢性支气管炎，以致肺心病等等，这些都需要综合性加专科性的诊断与治疗，这在比较小的医疗机构里是根本没办法有效进行的，甚至就是在较大的肿瘤专科医疗机构中，也呈现出明显的“软肋”，需要求助会诊或转入有条件的大型综合性医疗机构中去进一步处置。

目前，农村县城医院、乡镇医院则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 这样越来越多的患者，对大医院、好医院的安全性、科学性和有效性的高度认同感，又使得其知名度、美誉度得到了极大的提升。目前，这种现状与趋势，绝不是靠一些“行政手段”一时半会能够改变的，尤其是在疑难杂症上其优势更为凸显。就像北京的协和、上海的瑞金、武汉的同济、广州的中山等医院一样，国家的优势医疗资源还是在向大城市、大型公立医院集中。

8年前，我遇到了一个70多岁的患者，当时他得了直肠癌，但过了几年又查出有前列腺癌，紧接着又得了胃癌，后来疝气又发了，根据他的检查报告显示，他体内有一个7cm×10cm的肿瘤。当时没有医院敢给他开刀，因为这时他已经80多岁了，肿瘤医院说，哪敢给他开刀啊，他有高血压、糖尿病、脑溢血，外带肺炎支气管炎，能活下来就很不错了。只好送到鼓楼医院来，鼓楼医院有呼吸科，管肺；有内分泌科，管血糖；有麻醉科、复苏室、ICU，可以治疗脑溢血脑梗，还有神经内科、神经外科，大家将资源集中起来，分头就把这个手术做好了，这位患者活得挺好。

大的医院资源肯定要比一般小的医疗机构好得多，其综合团队也比较可靠，安全系数当然也高，抢救成功率自然也相对高。

总的来说，全社会的医疗资源，有70%～80%的费用是花在了老年人身上，而老年人身上的费用有70%～80%用在了抢救上，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又有70%～80%的钱是用在了这个人最后三年看病的费用上，这说明什么问题呢？大部分人在年轻的时候，基本上花不到什么医疗费用。因此医保应该有一部分钱投在预防上，预防上花1块钱，大病治疗花10块钱，大病抢救花100块钱，但是很多人都不知道，不重视预防，没有大卫生的理念。

看病贵与医疗成本有关

记得1991、1992年的时候，我遇到一个江西农村的孩子，20多岁得了直肠癌，位置比较低，他父亲问我能不能给这个孩子开刀，能不能保住肛门，因为直肠离肛门很近，怕手术的时候把肛门也给切了，以后生活质量就很差，我说努力争取。然后孩子的父亲又跟我说，他们家里条件不好，能不能把手术费尽量控制在2500元，我说，我们想办法省钱把这手术做下来，结果还真做下来了。

但是到了2002年，动这个手术没有15000元肯定做不下来，2012年，没有25000元，也做不下来。这里面手术费用（人工）肯定是涨了一些，但是涨得很有限，主要是手术的各种材料更加精准和全面了。以前手术都是用纱布包来保护伤口，现在用的切割保护器就像是一个圈，周围都是塑料膜，把切割器放到病人的肚子里，把膜一打开，伤口就全部保护住了，保护切口不受污染，并且不被肿瘤种植。

各种辅配的材料，麻醉剂的档次提高了，安全度也提高了。1990年代用的是硬膜外麻醉，但到了2002年用上了全麻，到了2012年全麻就比较普及了。以前麻醉靠吹气，人全麻醉以后，心脏在动，但是呼吸没了，只能插管子吹气，不管病人怎么样，一直往里面吹气。现在设备好了就开始用人工智能，患者自己回20%～30%，机器能够给你回70%～80%的气，慢慢过渡，气筒靠数据监控，这种高科技产品、设备都需要费用。

现在很多大医院有了重症监护病房，这在以前是没有，近10年慢慢普遍起来了，挽救病人的几率增加了。这就是设备的提高造成了看病的费用也提高了，还有其他物价的上涨，如原来缝线针是1块钱，现在经过加工就要10块钱，费用在不断上涨，老百姓要求也不断提高，如何构筑和谐医疗环境也就变得重要起来。

善待病人，也要善待医生

如何构建医患之间的和谐关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社会课题。

聪明的病人已是现实生活中客观的存在，他们不再满足于完全以医生以主导的“父权社会”般的医疗模式，他们要求从医生那里了解自己病情的一切情况，并积极地想参与医疗决策，而且，现实中关于医生的种种负面消息让他们对医院充满警惕，希望了解更多的情况来保护自己。

而从医生方面，很大一部分医生仍不能接受病人过多的参与医疗决策，他们认为不具备基本的医学知识，病人很难对医疗决策做出正确的选择；而且，很多病人询问不得法，纠结于琐碎，且不具有基础的医学常识，沟通起来非常困难，往往期望讲清楚一个问题，结果是牵扯出更多的疑问，让医生不胜其烦，特别是在工作繁忙的情况下。怎么办？！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那就是多多沟通、善于沟通。“天使”更要善待病人！

在我们医务工作者要更好地善待病人的同时，全社会也要善待医护人员，互相尊重、互相信任；当然，这里面我们医务工作者要发挥重要作用。

目前社会的其他方面也还带来了一些问题。例如我带过一个研究生，非常优秀的一个小伙子，本硕连读后在鼓楼医院毕业了，死活不肯留下来，反而自己花了不少钱托人到苏北的一所市立医院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南京的生活成本太高，房子买不起，连自己都养不活。

之前有媒体报道，“以药养医”，其实那些药品差价多是补贴给医院运行了。所以，现在我身边的大夫，他们的子女，想学医的比例太小了。

按理说，医生是有积累的，经验是有传承的，现在医生的子女都不愿意行医，为什么？学医、行医周期特别长，念这专业成本较高，家境好的还行，勉强能念得下去，你想想看，硕士毕业，博士念完了家长得花多少钱？

我孩子在小的时候说是喜欢学医，但长大后还是没有进入这一行，因为她也认为医生这个职业，责任重、风险大，待遇不理想。

之前有说法是，因病致贫，但也有因学致贫，陕北农民家里三个儿子都考上大学了，但没有钱供儿子上学，这对农民来说就是个负担。

还有我觉得现在的培养机制也是有问题，教育的产业化，医学院校几千人招进来，毕业后都能进医院吗？有的做了医药代表，有的做别的了，国外的医学院也只能招收300人左右。

公正对待医患矛盾

医患原本是一家人，医患双方应在建立共信的基础上，大家配合，互相沟通，互相理解，但现在医患纠纷逐年增加，这也反映出两方面问题：一方面，从病患家属的角度而言，他们的维权意识提高了；另一方面，医疗费用的增加，个人支付能力的不足，社会保障的不到位，医患沟通不够。甚至一些患者和大夫互相视为对立面，那这个病怎么看？没法看，医患关系紧张是在大的背景下逐渐形成的。过去3个人当中有2个人能看得起病，现在是3个人当中2个人看不起病，因为物价指数涨了，交通便利了，边远地区的人也到大城市来看病，医疗资源受到分割。

我还发现现在很多年轻的大夫不会看病，不会跟人说话，一说话就呛人，还会凶患者和家属，两句话没说就对患者说：“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啊？！”这可怎么行啊！

2006年，我到南京市中院去调查，当年法院受理的医患纠纷案件是178件，病人家属打赢的只有14件。这只是冰山一角，有时真出了什么问题很多人都私了，没有诉讼。但是这样的话，事实上是不利于医疗机构对正常医疗行为的监管，很多事情不是私了的事，如果真是人命关天，责任重大，真的是属于某一个医务人员责任心不强，属于责任事故的话，那就应该由检察院公诉，追究其责任，怎么能私了呢？

如何进一步提供有力的基本医疗服务保障，政府在经济实力上完全不成问题，关键是认识问题。陕西的神木县实施全民基本医疗免费，也未见得就多么困难。

总之，让人民满意，唯有人民利益为大，我们的医改就能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