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思想理论探索

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事实证明，各个民族正是在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中取长补短，不断地消灭其原有民族文化的狭隘性、局限性、片面性，从而促进了世界文明的发展。马克思、恩格斯等经典作家的文化理论，为我国加强对外文化交流、提出文化“走出去”战略奠定了深厚的理论基础，提供了根本性的指导思想和原则。

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国在文化交流和文化传播等方面形成了重要的理论成果，包括：邓小平理论中的文化开放思想、江泽民同志关于文化建设的指导思想、胡锦涛同志关于文化软实力建设的思想以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的对外文化交流思想。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以及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对外文化工作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重大变化。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把文化建设提高到了空前重要的位置。这说明，对外文化交流越来越受到重视，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已经成为我国文化建设的主要目标。近些年来，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为了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国际话语权，我国不断推动中华文明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2013年秋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由此进入到了一个崭新的时代。2015年3月，《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发布，表示要“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自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成为我国对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指导思想。

经济交往、政治交往、社会交往、文化交往多目标齐头并进，企业、社会组织、个人等多主体联动合作

就文化交往、经济交往以及政治交往三者的关系来说，文化交往依托于经济交往和政治交往而存在。自新中国成立到1980年左右，我国的对外文化交流主要是为政治服务的。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我国由此制定了“文经结合”“文化搭台，经贸唱戏”的方针，通过多种形式的国际文化活动，推动经贸发展，为国家经济建设服务。

到了21世纪，我国制定了新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的总体目标——“四个服务”，即为外交大局服务，为现代化建设服务，为国家统一大业服务，为文化事业自身的繁荣与发展服务。2017年1月，《“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行动计划（2016—2020年）》发布，提出健全“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机制、完善“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合作平台、打造“一带一路”文化交流品牌、推动“一带一路”文化产业繁荣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文化贸易合作五项重点任务。

可以说，我国对外文化交流工作与经济交往、政治交往、社会交往彼此适应、协调统一，实现了以官方文化交流为龙头，带动民间特别是商业文化交流整体水平的全面提升，促进政治、经济间的谅解与合作，为世界各国的沟通架起了桥梁。 

我国实施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不仅需要依靠政府的顶层设计，还需要调动企业、社会组织以及个人的积极性，发挥各个主体的力量，建立合理的联动机制以及合作关系，形成政府、社会组织、企业等多主体共同参与的新格局。

首先，与文化相关的社会组织主导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一般意识形态和政府行为较弱，但其活动方式通常较为灵活，能够通过专业的交流引起双方的共鸣，从而产生良好的传播效果。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中国国际文化交流中心等非政府组织，自成立以来就一直致力于增进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的相互了解以及友好合作，在传播中华文化、增强文化吸引力等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其次，文化企业主导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一般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对外文化服务、文化商品出口等。近年来，文化企业主导的交流活动愈加频繁、影响愈加深远。最后，民间组织的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往往由旅居海外、心系祖国的华人、华侨、留学生等开展，通过民间友好工作，比如国际摄影大赛、民间艺术交流团互访等形式，以民促官。可以说，当前民间对外文化交流已经成为政府主导和企业市场行为之外的中国文化全球推广的重要形式。

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与文化贸易多方式良性互动，传统媒体、新媒体多渠道融合传播

中国文化“走出去”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我们应当将其放在人类文化交往的大背景上来理解。目前，我国对外文化工作已初步形成了文化外交、文化交流、文化外宣和文化贸易多方式良性互动的局面。

文化外交方面，我国积极举办大型文化活动，比如“中法文化年”“中俄文化年”等。这些活动不仅让中国文化成功走向海外，也让世界人民更深刻地了解中国。文化交流方面，欢乐春节、相约北京、亚洲艺术节等一批重点文化交流活动已覆盖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吸引了数千万海外民众和华人华侨参与，成为对外文化交流的标志性品牌。对外文化传播方面，截至目前，我国已经在三十多个国家设立了中国文化中心。特别是遍布全球的孔子学院，其对中国文化“走出去”起到了不可或缺的支撑作用，有效带动了中华文化的国际传播。国际文化贸易方面，我国产生了一大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企业，文化产品营销网络覆盖亚洲、欧洲、大洋洲、美洲、非洲近百个国家和地区。文化贸易和对外文化交流、国际文化传播形成了良性互动，在取得良好经济效益的同时有效传播了中华文化。

当前，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人类文化交流已经进入新媒体时代。不仅缩短了文化交流的时空距离，还改变了文化交流和传播的方式。一方面，通过互联网进行信息与文化的国际传播，已经成为多国政府推进公共外交的手段和渠道；另一方面，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使得国际传播迈入媒介融合时代。

事实上，我们对文化交流的理解不能仅限于文化演出、文化展览、文化旅游等，还应追求文化思想、文化思维的交流。我国文化不但要“走出去”，还要“走进去”。新时代，我们应积极促进世界文明交流互鉴，从市场竞争力、社会影响力和价值引导力等方面着手，提升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效果。

（作者分别为中国传媒大学人文社科学部部长、教授、博导；北京市社会科学院传媒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