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会是个有效应对危机的手段吗？想必大多数人不会同意。
尤其那些受过西方危机公关理论教育的管理者们，耳边总是容易响起那句在这样的时刻反复被提及的话“说真话，而且要在第一时间说”。大家都笃信这一信念，以为在信息爆炸的这样一个时代，不是在关键时刻爆发，就得在沉默中死亡。无数成功的案例似乎印证了这一思路的正确性。在一件事情被质疑的时候，出来说话的企业容易被视为是负责任的，如果态度诚恳，还会在一定程度上抵消负面因素的作用，进而得到公众的好感。所以，大家总是毫不怀疑地认为，话语和行动永远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而沉默，则是死亡的前兆。
人，总是习惯为自己相信的理念寻找证据，而对同样存在的反例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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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郎咸平炮轰国企，几乎稍有知名度的企业都不能幸免，所谓的三叩TCL、四问海尔、七敲格林柯尔，为其典型代表。然而炮火过后，为何有些企业安然存活，有些却从此一蹶不振，逐步陷入山穷水尽的境地？
是否有人思考过这与沉默之间的联系？
当然我们不能从顾雏军当年与郎咸平的激烈论战并最终被诉之于司法程序中，简单导出格林柯尔后来的命运。但这样的激烈对抗，和对话语权的坚定信念，却毋庸置疑地给格林柯尔带来了不少麻烦，最后连顾雏军本人都搭了进去。
古语有云：“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苏轼的话即使放到今时今日，也不乏其先见之明。
格林柯尔面对郎咸平的质疑，怒目相向，拍案而起，竭尽全力去辩白反驳，还将郎诉至法院，一心只想争回一口气。然而即使最后战胜了又如何？企业身陷其中，当事人的言词，真的能赢回公众吗？君不见，当时网上负面论调所居之多，甚至谩骂不断，导致股民的情绪高涨，媒体也恨不得把火越烧越大，在这样一个非理性的情境中，哪怕是苏格拉底出来说话也未必有人会听，何况是一个因受指责而被置于审判席上的当事人？面对一幢即将倒塌的大厦，迎头而上却不知退而求全，不是勇敢。
更重要的是，不知他们在起诉时有没有想到过，这实际上在一定程度上充当了那些同样受到指责的企业的卫道者，不自觉地成为了他们的英雄。郎咸平的指摘，并不是针对一家一户，而是以国企改革为背景的分析，扫荡范围无限广泛。既如此，倒不如把它当成龙卷风，势头虽强，终不能持久，只要咬咬牙，顶住这一阵，等到风刮去下一家去时，一切又都风平浪静了。孤身奋战强势的龙卷风，阻碍它对竞争对手的迫害，那是救世主的使命，却不该是商界中作为个体的企业的理智选择。
通过上述分析，想必这时候再提出沉默于解决公关危机的重要作用，便不该被置疑了吧。
当企业没有致命的质量问题，或者也谈不上在遭遇严重品牌危机，而只是遇到了一些来自社会方面不同声音的质疑时，企业必须作出一个预计，即是否应该给予回应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回应。
发表声明并非在任何时候都是一剂良方。
沉默或许会令人难堪，或许得让一向大权在握的管理者们忍气吞声，但从利弊衡量的角度，沉默确实能够使企业利益最大化。更何况，此时的沉默，并不就是指无所作为，而仅仅是指在对外行动上隐忍的一个方面而已。因此，无论是韬光养晦的蓄势待发也好，是退避三舍委曲求全的自保也好，总胜于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壮烈。毕竟，建起一幢大厦并不容易，而要毁掉它，只在瞬息之间，掌握生杀大权的决策者们，不得不三思而后行！
从另一个角度，企业的沉默其实应该与其前期的不沉默相结合，即企业前期如果信息足够公开，自己主动说，则胜于最后沉默，也更胜于被动去说。
首先，企业没有重大的产品质量等实质性问题，而只是其他方面的问题使品牌受到威胁时，企业的决策者预计阐述的解释将对抗大多数的公众情绪（包括消费者情绪、股民情绪等），则可以保持沉默。
其次，当企业解释的理由与媒体报道的方向不一致，而二者能很清楚地分辨出谁是谁非的问题时，企业处于弱势时也应该保持沉默。
如某电子学习产品，夸大了其功能与效用，被一家报纸质疑后，如果高姿态迎战，结果学生知道，家长知道，地球人都知道，企业的产品将有走向衰亡的危险，同时给媒体连续报道创造了机会。
对此，上上之策为：将夸大的广告宣传默默收回，当一阶段“哑巴”。
第三，当行业专家的解释对企业不利，而企业也无法找到强有力的反驳证据时，企业也应该保持沉默。
比如，当经济学家的分析对企业不利，而企业无法找到充分的证据为自己辩解时，企业也应该选择沉默。
这里面还包含深层次的理性的选择的要素，复习一下哈耶克的论断：
“一个物理学家，即使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也只能影响本专业的物理学家。而经济学家则主要影响外行：政治家、记者、公务员和一般公众，大众消费者。”
许多案例表明，在特定情势下沉默是最好的选择，沉默能够帮助企业抵挡暂时的危机乃至避免更大的危机。
当然，沉默策略的基础是：企业自身没有过错，在情况复杂的时候保持沉默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误解和麻烦，否则躲得过初一，躲不过十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