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赣导演的新片《地球最后的夜晚》，还没拍出来之前，就被不少西方电影类媒体评为2018年度最值得期待的作品。终于，这部年度期待片，会在2018年最后一天和观众见面。

凭借上一部电影《路边野餐》的成功，1989年新生代导演毕赣迅速获得业内的认可，成立了自己的荡麦影业。新作的主演是汤唯和黄觉，虽然仍有毕赣一路相随的御用“小姑爹”，但大牌明星的加盟和不断超支的预算，让这部电影成为文艺片中少见的“大制作”。今年戛纳入围“一种关注”单元全球首映之后，“载入史册的3D长镜头”为电影再添一道神秘光环。

最初很多人好奇，一贯使用素人演员拍小成本电影的青年导演，获得了资本的加持，又是否能够驾驭纷繁复杂的电影工业及其背后的一切条条框框。而毕赣似乎依然保持了他的“精神领袖”风范，让片方心悦诚服“钱花得值”，让演员们感叹拍电影获得难得的“享受”经验。

他依然才华横溢地用镜头写诗，做诗意的梦。

为了电影宣传，毕赣甚至上了网综《吐槽大会》。被形容为“野生王家卫”的他最集中的槽点是“拍的电影看不懂”和“电影令人犯困”。他是并不在乎这些评价的人，说自己的电影“是一场大雨”，还要求观众“不要带伞”。这次靠着营销团队优秀的操作和天时地利的档期选择，《地球最后的夜晚》预售票房已经破亿。这时候，也许更多地为观众考虑也成了一种必然，他修剪了电影的枝枝蔓蔓，让故事更接近一段爱情更单纯的前世今生。

毕赣喜欢用电影诠释梦，也希望观众在看电影时能有做梦的感觉。上映之前，我们专访了电影的主创，从他们言语中，大概能够拼凑出一些这个梦是怎么做出来的过程，以及他们自己“做梦”时的样子。

汤唯、毕赣接受澎湃新闻专访

螳螂：和山里的自然湿气融为一体

毕赣和汤唯，虽然身上都贴着和“文艺片”有关的标签，但其实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艺”。很多人问起过合作的缘起，毕赣总说，因为写剧本的时候就浮现的汤唯的脸。再追问为什么浮现的会是这张脸，他说，“那你可能要把我的脑袋挖出来让科学家去解剖看看。”

汤唯在《地球最后的夜晚》演的角色叫万绮雯，上世纪90年代走红的香港女明星的名字。影片的男主角黄觉曾经在接受采访时说，“汤唯只要笼住一个‘蛇蝎女子’神秘气场，这个角色就能成立。”“蛇蝎女子”是毕赣一开始给汤唯角色时提出的设定。

而汤唯说，自己在这部电影里所有的表演，其实就是在诠释这四个字背后的人物，“我要明白她为什么这么做，为什么要做出一些那么奇怪的神秘的举止。我是帮导演去解释。”

这次的表演和以往有不同，人物没有过于戏剧性的行动线，很多时候表演的是结果和状态，但汤唯说自己在演的时候，“我是那个人，有她自己的心事和愿望，还有她的恐惧，每一场都是完完整整的。”这份细致甚至延续到她会停下来和导演争论，当时那个房间里的温度应该是多少度？

这样的讨论是不是重要？在这个创作群里，好像很重要。因为那里的环境气氛，直接影响到人物的状态。第二部电影，他还是选择在家乡凯里，《路边野餐》里有大量的自然景致和日光下风土人情，《地球最后的夜晚》则是另一个黑漆漆的迷幻凯里。

汤唯记得，拍这部电影的作息是日夜颠倒的，总是通宵作业，到天亮才收工。“其实在不知不觉中，有些东西就到你身体里面去了”。拍摄这样一部电影，演员们都感受到一些神奇的经历。

汤唯提前两个月开始学习贵州话，毕赣的方法很特别，他给她介绍了自己的同学做语言老师，每天打电话聊天。汤唯在电话里的身份是“搞金融的万小姐”。同学一开始一本正经地教学，汤唯却变着法去挖同学的八卦，扒着生活里的点点滴滴让对方说。借由贵州话说出的生活过往，让汤唯开始进入遥远地区个体的生活经验。

再提前一个月进组，在凯里漫无目的游荡，吃当地的食物，打十块钱一盘的台球。想象毕赣在这里成长的样子，一路走到毕赣的外婆家。“那一段时间在凯里，真的是在消磨时光啊。”消磨这种词，对汤唯这样的演员来说“太奢侈了”。可是磨着磨着，“好像山里的湿气混进了身体”，这也造就了角色湿漉漉的感觉。湿漉漉的感觉从《路边野餐》氤氲延续，毕赣的电影依然是一场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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拍摄一场和黄觉在池塘边的亲吻戏时，汤唯席地平躺，毕赣在镜头里看着她演出了“心痒痒”的感觉。事实上长镜头拍完，汤唯才敢扭头正视，她的手上爬着一只足有手掌大的金色螳螂。事后想想汤唯还有些“后怕”，又觉得神奇，好像那份浑然天成的表演是和当时的一草一木发生的联系。“可万一是蜈蚣怎么办呢？”毕赣说，“那可能你的表演会更好吧。”

豪猪：被困的和终将冲破的

《地球最后的夜晚》，后半段是长达一个小时的3D长镜头。借由镜头语言的不同，影片的前后被割裂成两段。黄觉形容这是镜子外面和里面相互映照的世界，毕赣的形容则更文艺：一半是记忆，一半是罂粟。

除去这种意向的表达，现实要完成这样的长镜头，大费周章。从山洞出，经由蜿蜒山路到索道，索道下行，到达台球厅，再下台阶到舞台的化妆间，毕赣营造这些空间，“层次就像坠入到一层一层的梦境里面。”

搭建场景和试验用掉一年的时间。最初他想实拍，但机器太重没有办法达成许多运动要求，换了集中器材，最后选择后期合成。演员的表演需要经过精心排练，在长镜头中要完成多场戏还有借由有些巧合，比如台球如果不能一杆进洞，整个镜头就不能成立。集中拍摄后，毕赣认为结果不理想，几个月后又重新召集演员“补拍”。

困难是从始至终的，长镜头的设定让影片制作不断超支，片头能够看到长长的出品名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加入的投资。5000万成本，在文艺片里是个“天文数字”，何况他还是只拍过一部成本10万元长片的年轻人。在做预算阶段，毕赣不懂电影工业，并不知道想要的效果究竟需要花掉多少钱。“但是你知道，如果有一些好的反响，就证明那些坚持是对的，当时如果接受妥协，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结果。”毕赣对自己的坚持感到庆幸。

华策影业董事长傅斌星今年在戛纳接受采访时表示，“这部电影虽然贵，但是你能够清清楚楚地在电影里看到每一分钱花在哪了。”

汤唯觉得这是好玩的状态，“像学生时代一样去探索”，拍摄的时候需要疯跑，拍完一个点的戏要狂奔到下一个点开始表演。一切都是未知的，但完成的时候才充满了惊喜。

所有的不确定性延续到最后一刻，为了“逼迫”导演，汤唯撒谎告诉导演自己只剩最后一天，如果不完成她也没法“奉陪”。高压下的毕赣做了决定，拍完后汤唯才告知，她其实还给他留了时间。这样的操作基于对毕赣的了解和尊重，知道他需要被推一把，也尊重和相信他的才华。

时隔一年多再问汤唯，回想片场那么多纷繁复杂的情况，最先想到的是什么呢？她的回答是“豪猪”。是拍那个长镜头里台球厅场景的附近，旁边的人家养的一圈豪猪，在每个夜晚会去撞击栅栏，发出砰砰砰的声音。还会掉下又粗又硬的刺，城里长大的汤唯没见过，还去搜集来玩。“我们一班人，跟豪猪一样，困在那想，怎么办哪？那些豪猪就在那‘铛，铛，铛，铛’的陪我们。”

毕赣说这就是拍电影的过程，“你们都听不懂这种东西，讲出来大家都觉得没意思，或者说我们描述出来大家都听不懂，但我们想起的永远是那些东西。豪猪，或者别的那些看起来有一点点可爱，稍微带一点痛感的东西。”

野马：未曾过去的年轻叛逆

预售破亿的《地球最后的夜晚》，意味着不再是《路边野餐》那样的小打小闹，也不仅仅只接受文艺青年的检阅。毕赣这一次要走到大众面前。“艺术电影有多大的空间，想要用这部电影来试试看。”这是电影刚拍出来的时候出品方说的话。

“宣传的同事给我看数据，说很多都是三四线城市贡献的票房。我自己就是小城市里走出来的，我知道像我们这样的年轻人过着怎样的生活，我的朋友会怎么选择电影。这部电影像外星人一样出现在人类的生活里面，我觉得特别有趣。”

毕赣记得《路边野餐》也曾被质疑，“也有人说干嘛要这样拍电影，那些话到今天都已经被忘记了。大家只记得那是一部珍贵的电影。所以我觉得是交给时间。” 他把票房看得挺淡，即便之前为了宣传电影上综艺这么不按常理出牌的事，他也只说“这是我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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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有一些相似的元素和意向，甚至结构，有人形容这部电影为“《路边野餐》升级版”，毕赣说，“至少不是降级版”，这也是一个青年导演的进步。至于那些被执念的时间和记忆，毕赣说，“如果一个作家坚持写作一个主题，读者不会觉得有问题；一个运动员不断在冲刺同一个项目的极限，也是理所当然。为什么一个导演，拍同一个主题，大家就觉得他是重复自我呢？”

黄觉说，拍完毕赣的电影，感觉自己很难再接别的戏。极致的创作状态太爽快，真的能够在拍摄过程中感受到导演说的拍电影是“伟大”的事，这样的机会在演员的一生中也极为难得。

而汤唯形容跟毕赣拍电影，就像玩游戏一样，过五关斩六将，每天都像要打通关一样的兴奋。

“像我们这样的演员，拍过那么多的电影，都是比较成熟的制作，不会跑偏。所以我特别感谢他，让我终于有机会，做一档这样子的事，因为我一直期待能够有更多的临场的未知的体验，其实我喜欢这种感觉。我喜欢那种一起去找，可能云里雾里，一转身又豁然开朗的感觉。”

1989年的毕赣小汤唯10岁，比黄觉小14岁。黄觉把和毕赣在凯里耗着的9个月，看做是自己面对“中年危机”的一场仪式和一份礼物，汤唯则像是终于找到自己少时想要的那份冲动轻狂。“我发现，自己小时候的叛逆好像至今还没完全过去，”汤唯这么想着又自嘲说，“好像我这个年龄了不该说这种话。但是年轻的时候，这种东西一直在心里面冒啊冒，一直也没有地方真的让我去安放。真的是到了毕赣这里的时候，我会觉得所有东西都对了。他的天马行空也好，他去找月亮也好，找宇宙也好，在他这儿的空间真的好大好大，这是一个大草原，有时候可以一起high起来跑得飞快；有时候慢了没跟上，那就在那拔草玩吧。”

毕赣问汤唯：“你是说你是匹野马吗？”

好在他有草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