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观察区域发展的重要指标,抛开对GDP的数字化关注,透视“4万亿”背后有哪些新变化、新支撑,则更加重要。
区域支撑
“2000亿”市州再添3个“干”强“支”壮
再添三城!省政府新闻办的发布会上,省统计局总经济师熊建中披露,继成都、绵阳后,2018年德阳、宜宾、南充三市GDP首次突破两千亿元,“四川区域经济发展协调性增强再添有力佐证。”
“各市州跨越台阶的节奏加快,全省‘一干多支’发展战略加速推进。”西南财经大学成渝经济区发展研究院院长杨继瑞也表示。
成都主干引领作用持续增强。1月22日,正在举行的成都市两会也传来消息:2018年成都GDP预计超1.5万亿元,与全省同步,迈上新台阶。
“在一个比较长的发展周期内观察,区域经济发展呈现出螺旋式成长过程,在不同历史阶段,主干城市发挥的作用不同,但毋庸置疑的是,主干壮大是带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前提,其能级将直接决定区域发展水平。”省社会科学院区域经济与城市发展研究所研究员张鸣鸣说。
“2000亿俱乐部”扩容,体现出另一种来自区域的支撑力。三个新晋成员,分别来自环成都经济圈、川南经济区和川东北经济区,都是各“支”中有望摘得全省经济副中心桂冠的“实力选手”。省统计局提供的数据也显示,2018年,成都平原经济区经济总量占全省的六成左右,川南、川东北经济区经济增速领先,攀西经济区、川西北生态示范区经济稳步增长,多支竞相发展。
如果把目光再往下移,会看到在各个“支点”内部,更小的支点也在逐渐形成。尽管最后的数据尚未正式公布,但相关部门透露,2018年全省百亿、千亿县(市、区)数量明显增加,区域经济发展的“底部力量”进一步夯实。
“干”强“支”壮还有进步空间。“从各地区经验来看,城镇化率超过50%后,经济发展的区域布局方式会逐步从集聚向扩散转变。”熊建中建议成都抓住这一机遇,加大城市非主干功能疏解力度,优化主体功能区布局,重塑产业经济地理;各大经济区则应该根据各自功能定位,优势互补,协同发展,加速区域一体化发展进程。
产业支撑
服务业占比首超50%二三产业双主导
“4万亿”里的一个重要看点,就是2018年全省服务业增加值占比首次超过50%,全省服务业增加值突破2万亿元。
“这是四川产业结构的一个历史性新突破。”熊建中说,从3万亿到4万亿,四川只用了3年。这其中,服务业高速发展,是四川3年实现万亿GDP增量的重要支撑。2016年第三产业比重首次超过第二产业,且高出6.5个百分点。2017年,这一反超态势进一步走强,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49.7%。“服务业已成为我省经济增长的第一大产业。”
经济发展的主导力量从农业演变为工业,然后升级为服务业,这是产业成长和供给结构演变的一般规律。人们也常将服务业占比提高看作经济结构优化的一个指标。但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杨春健强调,四川服务业占比超过50%,并不意味着未来第二产业,特别是工业的支撑力量会持续变弱。“四川仍处于工业化加快发展的阶段,四川经济将很长时间保持二三产业双主导的发展格局。”
熊建中也表示,从当前四川产业格局来看,制造业是一个短板。2018年全省制造业投资增长较低,增速甚至低于上年。
当前,我省着力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省构建“5+1”现代产业体系的重大部署也正在由规划图变成施工图,电子信息、装备制造、食品饮料等优势产业迎来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四川地处西部,当前正处于新旧动能的转换期,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真正做到‘喜新不厌旧’才是最好的选择。”省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如是说。
好的变化也在逐渐显现。2018年,全省工业结构持续优化,制造业增加值比重达81.7%,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增加值比重为31.5%,比上年提高1.7个百分点。
“从服务业来看,四川也还有提升空间。”熊建中说,国际经验表明,人均GDP处于6000美元-11000美元阶段,服务业比重将迅速上升,在三次产业中占据主体地位。2018年,全省人均GDP超过7000美元,仍处于上升区间前段。同时,在全国来看,目前全省服务业占比还没有达到全国平均水平。
此外,从内生动力来看,2018年消费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56%,服务消费需求旺盛、发展前景广阔。
如何跑好4万亿的下一棒?
多位学者谈到,迈过前4个万亿元台阶,四川更多依靠“要素驱动”,下一步将是一段“全然不同的旅程”——在经济高质量发展背景下,大量既有经验手段可能不再适用,四川面临一系列全新课题和挑战。
下一段成长途中,四川要注意些什么?记者采访了省内外学者。
研究一个课题
如何推动服务业进一步发展
#p#分页标题#e#省政府新闻办的发布会上提到一个重要变化:去年全省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首次突破50%,其对经济增长贡献率也超过50%。“四川经济从第二产业主导转变为二三产业‘双主导’。”省统计局总经济师熊建中表示。
如何推动服务业进一步发展?这对四川来说是个新课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青认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转变思路。他以提供优良发展环境为例,“制造业更多是‘事前评价’,做好产业园区、税收政策、招商引资等工作,就能促进产业集聚;服务业更多是‘事后评价’,这需要政府空前强调事中事后监管。”
至于具体举措,武汉大学区域经济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伍新木认为,要结合四川产业特点。为此多位学者都提到一个专业名词“产业结构软化”——人力资本、技术资本和知识资本通过服务业这个中介,源源不断地进入现代商品生产,成为驱动物质生产部门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如何实现“产业结构软化”?伍新木认为四川可推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重点突破研究开发、营销、品牌培育、技术服务、专门化分工等关键环节,“抓好生产性服务业‘一石二鸟’,可成为制造业转型升级新的突破口、服务业发展新的增长点。”
多位学者谈到,目前,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有一个共性难题,国内制造业对生产性服务业利用程度明显偏低。省社科院研究员盛毅建议,一方面政府可加大支持力度,制定和完善统一的行业标准和服务标准;另一方面可适当引导制造业集聚发展,扩大对生产性服务业的有效需求。
应对一个挑战
如何用新办法驱动“三驾马车”
我省明确提出“十三五”要保持高于全国的经济增长速度,而新旧动能切换尚未完成,这意味着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仍将在一定时期扮演推动四川经济发展的重要角色。
“新形势下,‘三驾马车’其实也在转型。”西南财经大学中国西部经济研究中心研究员贾晋认为,沿用老办法,“三驾马车”是跑不快、跑不好的。
有哪些变化?省经济发展研究院区域研究所所长王建平认为,首先“马车”间的地位在转变——消费对我省经济增长贡献率2017年就超过了50%,这一趋势在2018年延续,“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在转变”,而这需要相应调整工作重点。
具体到投资,盛毅注意到不久前的一则新闻:国家发改委接连批复总投资约1.2万亿元的数十个基建项目,主要集中于城际铁路等“补短板”领域。
王青进一步阐释:经济增长取决于两个条件,要素投入增加和效率提升。过去投资更多注重前者,如今要兼顾投入与效率,“不能投向边际效益已然很低的领域和对象。”对此贾晋建议,四川投资在“补短板”同时,可前瞻布局一批支撑新产业新业态的基础设施,如5G、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
至于消费和出口,王青认为同样在经历类似的“结构优化”。围绕消费,他建议从解决老百姓“不愿消费、不敢消费”入手,包括有序放开医疗、教育等需求提升集中的领域,引入社会资本改善供给,避免“消费外流”;同时抑制房价过快增长以避免房地产对消费的挤出效应、净化消费环境。围绕出口,贾晋建议四川将重点放在开拓“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市场,尤其南向到北部湾、孟加拉湾,“这方面供需对接才刚刚破题,还有很大政策空间。”
本版撰稿本报记者 朱雪黎 罗之飏 王眉灵 熊筱伟 雷倢 黄大海 敬松 本报制图 朱濉
原标题:从两种视角看“4 万亿”支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