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可准入类事项共147项，涉及国民经济行业20个分类中的18个行业128个事项；《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事项10项；《互联网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事项6项；信用惩戒等其他事项3项。从行业分类看，9个行业超过了10个事项。这些许可准入类事项，由市场主体提出申请，行政机关依法依规作出是否予以准入的决定，或由市场主体依照政府规定的准入条件和准入方式合规进入。

　　记者：与《清单（试点版）》相比，《清单（2018年版）》最终规范和缩减了多少项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清单（2018年版）》是在《清单（试点版）》基础上修订形成的，基本延续了《清单（试点版）》的框架结构和主要内容，保证了清单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此次修订从是否符合清单定位要求、是否合法有效、表述是否准确等方面对清单事项和管理措施进行逐条评估，并作进一步优化整合。做到该减的坚决减，该留的科学留，该增的合理增。

　　经上述几个方面调整，《清单（2018年版）》共列禁止和许可类事项151项，总体上比《清单（试点版）》原有的328项减少了177项，压减幅度达54%。

　　行业性、领域性、区域性市场准入管理措施纳入清单

　　记者：既然我们是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为什么还要在清单内设有“地方性许可措施”，给地方留一个“自由裁量权”的口子？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考虑到我国地区发展差异大，资源要素禀赋、主体功能定位等方面也有很大不同，为增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操作性、针对性，允许省级人民政府在全国统一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基础上，根据本地区资源要素禀赋、主体功能定位、产业比较优势、生态环境影响等因素，提出调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建议，报国务院批准后实施。

　　为此，在清单中增设“地方性许可措施”栏目，将少量全国性管理措施未涵盖、符合清单定位且设立依据合法有效的地方性市场准入管理措施（共33条），列入《清单（2018年版）》的“地方性许可措施”栏目，进一步提升清单的完备性。例如，各地对承储地方储备粮油的市场主体都有资格认定的规定；上海设立了酒类专卖业务许可；云南设立了生产性废旧金属收购业务许可等。

　　记者：那么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与外商投资负面清单又是什么关系？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当前，我国对外资采取的是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的管理模式。2018年6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对外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两个清单各有定位、功能不同。外商投资负面清单仅针对境外投资者，属于外商投资管理范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是适用于境内外投资者的一致性管理措施，是对各类市场主体市场准入管理的统一要求，属于国民待遇的一部分。外商投资准入负面清单之外的领域，按照内外资一致原则实施管理。

　　记者：我们强调“一张清单全覆盖”，现行的《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与《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还有效吗？清单与现行的这些产业政策、投资政策是什么关系？会不会造成新的“政出多门”“文件打架”，乃至部门间审批的新一轮推诿扯皮？

　　国家发展改革委负责同志：《清单（2018年版）》将我国产业政策、投资政策及其他相关制度中市场准入类的管理措施直接衔接纳入，确保“全国一张单”的权威性与统一性，有助于各方面政策协调统筹，也使清单更加方便易用。主要包括三个方面。

　　一是《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按照国家产业政策，《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中的“淘汰类项目”禁止投资、“限制类项目”禁止新建，这属于禁止准入的范畴。《清单（2018年版）》在将现行《产业结构调整指导目录（2011年本）（修正）》中的“淘汰类项目”和“限制类项目”直接纳入的同时，还作出了7处修订调整。

　　二是《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将《政府核准的投资项目目录（2016年本）》中，与清单相关的10个事项直接纳入《清单（2018年版）》许可类。

　　三是《互联网行业市场准入禁止许可目录》。该目录是按照《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2015］40号）要求制定的，纳入《清单（2018年版）》统一公布。近年来，我国在互联网技术、产业、应用以及跨界融合等方面成就显著，但新业态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不少体制机制障碍。我们相信，对互联网领域采用负面清单模式管理，有利于构建开放包容环境，将有效激发市场主体活力，促进互联网行业健康蓬勃发展。